[教育和科研经历]

       曹彬（1972.3.30 — ）,呼吸感染病学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者获得者。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98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主任，担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呼吸病学国家重点学科呼吸感染领域带头人，长期致力于急性呼吸道感染和新发呼吸道传染病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他在甲型H1N1流感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领域的临床研究成果被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流感指南采纳。发表SCI论文65篇,其中以第一和共同第一作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著3篇。曾获省部级一等奖一项。 

[主要学术贡献]

       曹彬教授是我国的知名的呼吸感染病学专家，长期致力于急性呼吸道感染和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免疫学机制和临床救治研究，取得了多项具有国际影响的创新性成果。
        1、 精确揭示了甲型H1N1流感临床、流行病学特征及核酸演变规律，为WHO专家共识和中国H1N1流感指南提供重要依据。
        2、 以现代循证医学方法确证麻杏石甘汤银翘散组方对甲型H1N1流感有效，发掘出有效价廉药物并广泛应用。
        3、总结禽流感H7N9人感染病例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指导H7N9救治。
        4、 揭示成人肺炎中病毒感染的高发病率，确认腺病毒55型为重症肺炎的一种新病因，开创病毒性肺炎研究新领域。
        5、 明确成人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的高耐药率，发现新耐药机制，阐明肺炎支原体基因分型与耐药表型关系，为中国成人支原体肺炎专家共识提供证据。
2010年获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项目资助；2012年获第十四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北京青年科技奖；2014年获第十五届吴杨奖，第一届树兰医学青年奖，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担任“国际流感和呼吸道病毒感染学会（ISIRV）”委员；《Clinical Respiratory Journal》杂志副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编辑指导委员会委员；《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通讯编委；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九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感染学组副组长兼秘书；中华医学会北京感染病分会常委。

[心路历程]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又说“吾日三省吾身”。可是，我反思自己，“思”和“省”的太不够了，每天忙忙碌碌。现在确实需要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我是如何选择呼吸道感染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的？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存在哪些不足？今后如何开展工作？

一、我的求学经历
       我1990年考入山东医科大学七年制，前两年在山东大学生物系学习，除了学习大学语文、数学、化学等知识以外，主要的功课是植物和动物的比较解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知识也学习了一些。两年后回到山东医科大学，才开始系统学习医学基础知识和内外妇儿等临床知识。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解剖学、组织学和病理学。学完病理学，还没有正式开始实习，就在那个暑假，我自己跑到山医附院病理科，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看看手术标本是怎么取材、固定、包埋的，以及镜下形态如何。有时也能见到来病理科会诊的病人。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老农民，他的右手大鱼际有一个疣状肿物，病理切片诊断“鳞癌”。老农民告诉我，他的右手经常干农活，磨损，最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肿物。我很好奇：一个简简单单的磨损就可以形成恶性肿瘤？
解剖学、组织和病理学让我对人体、疾病产生浓厚兴趣，但是学医也需要记忆大量枯燥的知识。进入山东省立医院实习后，我对当医生更加感兴趣。
       1996年对我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首次到山东医科大学七年制选拨。我经过半年的精心准备，到北京协和医院参加笔试和面试，最后被协和录取，成为来自全国十几所部属院校的24名七转八年制班中的一员，并在1996年下半年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和我们一起实习的既有七转八班的同学，也有1990级八年制的同学。很快，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早上交班后，一起实习的八年制同学就见不到了；慢慢地，我们一起来到协和的七转八班同学也有些不到病房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去新东方学习托福、GRE，为出国做准备。我们这些七转八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以前是根本没想过出国这些事的。在1996年前后，出国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是多么大的吸引力啊！当时，出国几乎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目标。就像《中国合伙人》电影里，孟晓骏说的那样，“出国的目的就是－出国”。我了解到，出国只能读PhD，不能当大夫。可是，我的真实愿望是当一个大夫，但是，又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宿舍一共6个人，除了我，其他人全部在学习GRE，回到宿舍讨论最多的还是GRE和出国。我很苦恼，也很孤独，甚至开始怀疑我的能力。但是，经过思考，还是回到病房，专心当实习大夫。
       一年实习结束，我选择呼吸科朱元珏教授做我的导师。这是通过比较作出的选择。虽然当外科医生有吸引力，以我的性格还是当内科医生更好；而且，协和内科强于外科，内科不乏全国知名教授。朱元珏教授是呼吸界权威，不仅和蔼可亲，学识渊博，查房更有魅力；而且和其他内科比较起来，除了朱老师，呼吸科其他老师都是这么平易近人。可以说，是协会医院呼吸科的氛围吸引了我。
       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从事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的发病机制研究，副导师是郭子健教授。研究是从观察病理切片开始的，这是我所喜欢的。在导师的指导下，我研究的科学问题是：PDGF，IGF－1，TGF-beta在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的作用机制。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免疫组化和原位杂交。研究过程是艰难的，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基础研究，所有方法都靠自己摸索，一次次失败。最后研究取得进展：发现除了上皮细胞之外，PDGF，IGF－1，TGF-beta多定位在血管内皮细胞，证明这三类细胞因子促进肺间织纤维化小血管的发生。这种病理改变与恶性肿瘤是相似的。

二、我的住院医师培训经历
       毕业后，我顺理成章地留在协和医院内科工作。从1998年8月到2002年7月，我在协和医院内科接受了4年的住院医师培训。之后，通过竞争，担任了8个月的内科总住院医师。
当时，协和医院采取的是24小时住院医师制度，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病房里面。收病人、写病历、转急诊、参加各个专业组的教学查房、疑难和死亡病例讨论、出科考试，时间过的很快，也很充实。我谨记导师朱元珏教授的教训：临床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临床学习就是要看病人，在病人床边发现问题，再去读书和文献，然后再回到临床。
住院医师培训，为我今后的临床研究打下基础。实际上，每一例病历书写、病人诊疗过程的随诊，本身就是临床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期间，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并发表了几篇病例报告。这些病例报告涉及各个专业：淋巴瘤、白血病、夹层动脉瘤破裂、药物不良反应，等等。
       另一当面，在临床工作中，我也逐渐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我渐渐对呼吸道感染产生了兴趣。我发现：当时在协和医院对于肺部隐球菌感染，都是采用隐球菌脑膜炎的治疗方案：两性霉素B联合5-FC，甚至联合氟康唑。这是因为隐球菌感染以脑膜炎为主要临床表现形式，隐球菌肺炎少见，治疗经验少。由于隐球菌肺炎比脑膜炎病情轻，我对隐球菌肺炎是否需要延用隐球菌脑膜炎的治疗方案产生了怀疑。在朱元珏教授的指导下，我前瞻总结了单纯隐球菌肺炎（无脑膜炎）的抗真菌治疗，比较单用氟康唑方案与联合两性霉素B方案，结果：两种方案没有差别。提示：对于单纯隐球菌肺炎，在不合并隐球菌脑膜炎的情况下，氟康唑单药治疗足够了。
       而且，只要有时间，我就跑到微生物实验室，在微生物学老师的指导下，亲眼观察细菌和真菌的菌落形态、镜下形态，参加临床微生物学术活动。我觉得，临床微生物学与病理学非常相似，都注重形态，都可以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在微生物实验室陈民钧和王辉教授指导下，我又对美国NCCLS对于产ESBL菌院内感染的治疗建议产生了怀疑。因为，按照NCCLS标准，所有产ESBL菌院内感染，不管抗菌药物体外药敏结果如何，所有三、四代头孢菌素不能适用，只能应用碳青霉烯。但是，这与我在临床上遇到的情况不符合。因为，有几个感染病人经验性选择三代头孢菌素治疗，随后药敏结果显示是ESBL菌感染，但是病人已经有效了，不用再换成碳青霉烯了。为此，我用了两年时间，前瞻入选产ESBL菌院内感染病例，比较三代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治疗的差别。通过比较，证明体外MIC值低的ESBL菌院内感染，三代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疗效差别不大。虽然这是单中心的研究结果，但是文章发表后被广泛引用，成为欧洲EUCAST修订ESBL菌院内感染折点判定标准的证据之一。

三、SARS和社区获得性肺炎研究经历
       结束内科总住院医师的培训，刚刚回到呼吸内科担任主治医师，就赶上SARS疫情。我被派到北京佑安医院，成为佑安医院SARS病房医疗小组的一员，救治感染SARS的东直门医院医护人员。在佑安医院一线工作，使我对SARS这种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有了一定认识。但是，因为仓促迎战，谈不到什么科学研究。虽然后来也参加了SARS病例临床特征的总结，以及SARS患者康复期随诊，但是，因为缺少研究设计，没有作出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
        SARS后，有幸参加了刘又宁教授和陈民钧教授牵头的中国城市人口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病原学流行病学调查，这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CAP流行病学调查。感谢蔡柏蔷教授信任，让我代表北京协和医院研究组，全程参加了科研课题设计、课题实施，以及研究总结。在这个多中心前瞻研究中，我学到了CAP的知识和研究进展，学到了如何进行临床科研设计；我还学到了如何与不同医院，不同专业医生的协作。通过将近两年的临床研究，我自信我已经成为了CAP的临床诊治专家。这个研究，除了带给我知识上的收获，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临床研究要辛苦付出和全身心投入。我负责协和医院CAP病例入组，大部分病人来自急诊。我完成自己的临床工作后，就待在急诊，遇到合适的病例就和病人家属谈知情同意。因为CAP流行病学调查需要留取患者发病2-4周后的恢复期血，因为种种原因，有的病人不能来医院复诊，为了不让病人失访，我拿着注射器、消毒棉、采血管，骑着自行车到病人家里采血。
       SARS和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研究经历，让我确立了以呼吸道感染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四、离开北京协和医院，来到北京朝阳医院组建呼吸感染团队，开展临床和科学研究
       在呼吸道感染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中，我深感呼吸感染的研究瓶颈是病原学诊断的不足。而且，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临床研究越来越需要团队协作。感谢王辰教授，给我组建呼吸感染临床和研究团队的机会。1996年7月我从山东医科大学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是我第一个转折点；2006年10月我从北京协和医院来到北京朝阳医院，是我第二个转折点。从北京协和医院到北京朝阳医院，最大的变化是我从一个人对呼吸感染感兴趣，一个人从事呼吸感染研究，到带领一组人从事呼吸感染研究。
       在朝阳医院，王辰教授不仅仅是我的领导，而且成为我实际的导师。王辰教授总结SARS防治的经验教训，非常敏锐地提出呼吸道病毒感染既是研究的空白点，又是研究难点。在讨论中，王辰教授多次告诫我要把呼吸道病毒感染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
 从2006年到2009年，我和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建立并不断完善微生物实验室的技术储备，并开展了单中心、小规模的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病毒学和非典型病原学调查和研究。为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3年人感染H7N9流感的诊治和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2003年SARS疫情在中国暴发不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首先在北美暴发，中国临床医生和科学家有大约1月时间进行学习和准备。王辰教授带着我参加中国卫生部甲型H1N1流感专家组，让我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很高的平台上，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墨西哥和美国疫情和研究进展。虽然中国还没有一例甲型H1N1流感，但是经过SARS洗礼，王辰教授已经敏锐地预见到甲流会在中国暴发。我印象非常深，2009年五一节的时候，参照美国CDC和WHO甲型H1N1早期指南，王辰教授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版《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实际上，在写这部指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着手设计中国甲型H1N1临床研究方案了，因为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疾病特征和治疗经验的总结，《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就没有生命力。
       2009年5月9日，中国出现了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这是一位30岁男性，从美国回国，在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发病。专家组李兴旺教授立即赶往成都参加救治工作。仅仅1天后，我国又出现第二例和第三例甲型H1N1流感。其中，第二例患者为19岁男性，在北京到济南的火车上发病。我和吴昊教授当天夜里赶到济南会诊，一起参加会诊的还有中医专家王融冰教授。从一开始，中医专家就参加甲型H1N1流感诊治，准确掌握临床证候，为以后我们合作开展甲型H1N1流感中药－麻杏石甘汤－银翘散组方打下了基础。
       在济南，我接到王辰教授电话，他作出了迅速总结中国前3例甲型H1N1流感临床特征和病毒学演变规律的指示。我按照王辰教授的意见总结，首先投稿BMJ杂志，但是被拒稿。文章被拒稿时，我正在西藏日喀则会诊。因为我第一次进藏，高原反应很重，头痛头晕厉害，指测氧饱和度只有80%。而且，我住宿的日喀则宾馆不能上网，后半夜我终于找到一家网吧，通过Email和电话与王辰教授讨论，研究如何突出中国前3例甲流的特点，以及病毒学演变规律，历时1个小时。一晚上没睡，第二天把修改好的文章投稿到EID，顺利发表，EID还专门配发音频社论（Podcast），高度评价我们的工作。
       早期甲型H1N1流感病例出现后，短短2个月，中国大陆甲型H1N1流感病例数迅速增加，而且出现二代病例。如何系统、精确揭示这种新发呼吸道传染病临床特征和疾病规律，提高诊断和治疗水平，就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此时，国际上已经有甲型H1N1流感临床研究论文在NEJM发表，但是美国、墨西哥的这些研究病例少、基于门诊观察，总结不精确。为了总结中国甲型H1N1患病人群的疾病规律、指导中国救治，需要适时开展多中心病例队列研究。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已经准备了1个月的时间。在王辰教授和李兴旺教授两位卫生部甲流专家组长的带领下，主要由北京朝阳医院和北京地坛医院组成研究团队，对来自全国426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进行系统全面总结。经过2个月艰苦工作，建立数据库、统计分析、完成论文第一稿，投稿NEJM杂志，又经过2个月4次修稿，最后在2009年底发表。该研究系统、精确地揭示：①潜伏期平均2天（1-7天）；②32.6%轻症患者不发热；③典型呼吸道症状为咳嗽；④外周血淋巴细胞减少常见，淋巴细胞绝对值与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⑤延迟应用奥司他韦抗病毒，排毒时间延长。研究成果为认识疾病规律，制订诊疗指南提供重要根据。N Engl J Med以Lead Article [N Engl J Med 2009, 361: 2507-17] 发表该研究并配发述评，高度评价我国在新发呼吸道传染病防治中的科学成就。美国公共卫生事件委员会副主任Nicole Lurie评价说“该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在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方面的研究能力；研究发现1/4确诊患者不发热的疾病规律，对于制定有效的甲型H1N1流感防控策略有重要意义” [N Engl J Med 2009，361:2571-72]。该论文被评为2010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并被Science、Lancet、JAMA等期刊广泛引用，他引263次，居2009年ESI临床医学高被引论文前1%。被UpToDate数据库中的“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diagnosis of pandemic H1N1 influenza (swine influenza)” 专题引用。2010年发表的甲型H1N1流感WHO专家共识中5次引用本研究的科学发现 [N Engl J Med 2010; 362:1708-19]。
        可以说，2009年甲型H1N1流感研究在NEJM杂志发表，给了我们团队极大的信心。研究成果在NEJM发表不是偶然的，是团队自2003年SARS以来准备的结果。从SARS到H1N1，我们打了翻身仗。
       带着这份自信，我和团队作为主持单位或者主要参加单位，开展了腺病毒55肺炎，耐大环内酯支原体肺炎，以及H7N9禽流感肺炎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并且都取得不错的成绩。

五、瞻望
       当我和团队走过2014年，走向2015年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们的不足。首先，作为带头人，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对呼吸感染感兴趣的临床医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临床流行病学和基础科研训练；其次，团队主要以临床工作为主，研究工作只是副业，团队分工合作还不完善；另外，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多中心中国社区获得性肺炎研究网络（CAP－China），很多研究还只是地方性的。
       虽然有这样的不足，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我们的优势。经过将近10年，我们找到并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呼吸道感染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凝聚起团队的是研究兴趣，团队工作的基础是诚实守信、协作共赢的团队文化。
       我们今后的研究重点是充分利用临床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以及基于临床的临床－基础合作研究，研究宿主因素和感染免疫在呼吸感染中的病理机制，探索呼吸道感染新的诊断方法、新的治疗方法，并加以推广，降低重症肺炎的病死率。

[获奖者曹彬教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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