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诞生初期，我出生在一个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父母饱读诗书。年幼的时候父亲因为社会变故，重病缠身，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就会讲许多历史故事，名人传记，做人的道理，时常告诉我：“做事，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是国家安宁，社稷平和，没有国，哪有家？”父亲的为人也是这样的。那个年代生活拮据，他有口酒舍不得喝，别人来了才拿出来；有口饭、或有点好吃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舍不得吃，留给我和弟弟妹妹。在他清醒的时候，永远是这样的，浓浓的家国情怀。

      母亲是一位教师，教过小学、中学，是大连市多年的先进工作者。永远忙碌是她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母亲很自强，长年累月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到晚上好像永不停歇的在批改学生们的作业。对我们要求很严，任何时候都叮嘱着不可以放弃学习。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在我们幼小的心里形成了“自强不息，努力上进，宁可身上受苦，不能脸上受热”的良好家风。

      小的时候我很顽皮，是个孩子王，时常瞒着母亲带一群孩子去水库里游泳，去日伪时期在南山留下的山洞里探险……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母亲工作忙顾不上我，知道后，恨铁不成钢，无语中常常以泪洗面。

      特殊的家庭环境，让我早早的担负起带着弟弟妹妹照顾家人的担子。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会做饭，出去排队买粮买菜。家里收入不多，为了能满足一个月的花费，也学会了过日子。副食品凭票供应，出去排长队买肉，如果碰到的是瘦肉，我会再排一次长队，以便能买到肥肉，炼成猪油，这样全家的餐桌上可以较长时间有点荤腥。1962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家里实在没吃的了，我就到海边顶着风浪去捞海带，晒成半干带回家充饥。有时候会有小孩在赶海捞海带时被淹死，家长们都很担心，我的母亲也是如此。为了替父母分忧，我还是会带着弟弟去赶海，时间久了，赶海的能力在不断增加，收获也丰富了不少。

      1966年“文革”来了，伴着高音喇叭的轰鸣，我的父母突然被抄家的造反派带走关押了起来，我也一夜之间从“好学生”变成了“黑五类子弟”。时间久了家里一点儿吃的也没有了，亲戚朋友也躲得远远的。无奈中我带着弟弟妹妹去郊区乡下爷爷奶奶家，想讨口吃的。那年冬天的风很大很冷，下了火车，天色已晚，饥寒交迫中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老家。看到房子贴了封条，听邻里人们说爷爷成分高，以及历史问题，被造反派关押有些日子了。没人收留我们，只好背着妹妹拉着弟弟投奔二十里外的姥姥家，没走多远天就黑下来了，肚子饿得咕咕叫，眼里冒着金花，妹妹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实在一步也走不动了，蹲在路边的乱草窝里，只想睡上一觉。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被一个赶马车的好心人看到了，拉上车送到姥姥家，躲过生死一截。那一年我十五岁。

      过了大半年，母亲被解放了，有了工资，生活有了依靠。可是紧接着又遭遇了造反派之间严重的武斗，城里很不安全，母亲让我去大海边的姥姥家干农活儿，那一年，我学会了各种农活，钓鱼也是一把好手。

      1968年早春，我参加大串联到了北京，在人群的分流中，十分意外地被安排到西交民巷紫金宾馆，加入红卫兵纠察队。领队的解放军指导员看我个子高，身体壮，让我当班长，激动的心咚咚地跳。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每天严格遵守纪律，起早贪黑地参加学习、训练。戴着纠察队的袖标，先后六次在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接受毛主席检阅，身处红旗招展人群的海洋，胸中涌动着自豪。

      三个月后，大串联结束了，我回到家乡。又一次被戴上了“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众人的歧视，让我感到难以摆脱的巨大压力；环境的不公平，让我内心感到难以言表的苦闷。

二

      为摆脱命运的捉弄，1969年3月，我主动选择下乡当知青。当我和同学们经过两天的车程到达盘锦曙光农场的时候，打开车厢，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地，满目荒凉。城里十几岁的孩子，哪会想到农村是这样？女同学哇的就哭成了一大片。我没有哭，离开了家庭的束缚，倒是感到一丝丝释怀。

      到了生产队，大部分同学被分配住到贫下中农家里，我和另一个成分不好的同学被分配住到马棚（牲口圈）。带的行李单薄，晚上冻得不戴棉帽子实在无法入睡。

      因为我人勤快，每天主动帮助饲养员铡马草，喂牲口，朴实的饲养员喜欢我，照顾我，日子好过了许多。

      3月中旬的盘锦，地还没开冻，白天的阳光能融化水面的一层冰，傍晚又会冻住。水稻育苗是个艰苦的技术活儿，要选壮劳力，我报名了。到了苇帐围起来的育苗床，要先敲碎表面的冰层，平整苗床，才能育苗。当地农民有靴子，知青没钱买靴子。怎么办呢？找块塑料布，上面裹到膝盖，下面勒在脚脖子上。光着脚下到冰水里，顿时感到冰寒刺骨，冷的心里发麻。冰冷的水中，除了泥，还有乱七八糟的杂物扎脚，十分危险。第一天过去了，脚上被划破了几个小伤口，还行。第二天腿被寒风吹得裂了很多细小的口子，泡在水里疼痛难忍，心想，隋炀帝修大运河是在夏天，怕也是比这北方的冰水冷冻好得多。同学们有的人打了退堂鼓，想着我下定的决心，要经受住农村的各种考验，干出一番天地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此时绝不能打退堂鼓。腿上裂出无数口子，仍然咬着牙坚持着，冻得麻木了也就不疼了。可是没有几天，问题来了，腿变得红肿，长了冻疮，开始流水。农村大嫂去田里送饭，看到这种情形，就扯开嗓子骂：“你们还是人吗？让城里这么小的孩子干这种活！”

      农村尖刻的劳动锻炼，极大地磨练了我的意志，也锻炼出一副好身板。我能把180斤重的麻袋一举过肩，还曾把18磅的大锤一口气抡180次，拿到全农场的冠军。我眼里有活儿，认真负责又勤快，不怕吃苦有韧性，干各种农活都是把好手。朴实的农民对我产生了信任，生产队先后安排我跟马车、当水稻技术员。我在全农场率先采用塑料大棚育苗的办法，做试验田，培育出不同种类的水稻秧苗，水稻获得了大丰收。我也多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跟大车的时候翻车后差点被压死，大棚里育苗时被烟熏昏过去，扛起百十斤重泥土粘结在一起的苇帐，在泥泞的稻田里一捆捆的搬运出来，积劳中曾口吐鲜血，瘫软在泥泞的稻田里……

      在盘锦农村的黑土地上，我成了拼命三郎，抛洒着全部的激情和心血。农场书记视察工作每次路过我管理的稻田，看到一望无际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都会驻足观望很久。他知道我是知青，很高兴，认证了解我科学种田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在全农场会上表杨宣传，让我做经验介绍。后来大家选我做生产队的副队长，带领开展各项工作，领导科学种田，一起致富奔小康。农民的信任激发着改天斗地强烈的责任感，苦和累早已忘到了脑后。

      下乡时，母亲对我说：“拿上书，要坚持学习，没有文化就没有希望。”我记在心里，刮风下雨不能下地干活儿，有时间我就会坚持看书学习写日记。1973年高考，我在盘锦考区名列前茅。录取时，招考办知道我是“可教育好子女”，有些不情愿招。县里的梁书记知道了，亲自跑到招考办说：“那是一位十分优秀的青年，难得的人才，有贡献，不可以被歧视！”

      此前，在知青中招工招生，乡亲们曾连续五次推荐我，因为舍不得我走，留下了。这次真要上大学了，送行的乡亲们在月台哭成了一片，还是把最好的学习机会给了我。乡亲们期盼的目光，令我终生难忘，心底里神圣的责任感激励着，一定要做一名好医生，回报父老乡亲，回报全社会。

      1973年春天，从盘锦黑土地到了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坐在宽敞明亮的阶梯教室里，开始的一段时间，我感觉恍惚，时常觉得自己在梦里。

      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一句话何以了得。四年的大学生活，全神贯注，成绩优秀。

三

      1976年底，大学毕业了，选择我留校工作。正式分配时，我被分到了偏远的北镇廖屯战备医疗队，没有选择余地到了医疗队，没想到的是竟然让我到耳鼻咽喉科。那时候，耳鼻咽喉科属边缘学科不大被重视，我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心想：“我应该是一个外科医生的料，凭什么硬要我去耳鼻咽喉科？小鼻子小眼儿的，哪天能把它们搞明白？”觉得很憋屈，一连几天呆在宿舍里不想见人。当耳鼻咽喉科的老主任张立老师冒着大雨将热气腾腾的粽子带到我的宿舍后，慈父般的关爱打动了我，性情中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从此干上了耳鼻咽喉科。

      脑子转过弯儿，很快我就对五官七窍着了迷，进行尸头解剖的时候，一点点观察，一步步的探索，常常达到忘我的境界。三个多月的昼夜兼程，我对耳鼻咽喉科解剖有了相当的了解，也掌握了很多常见多发病的基本手术技能，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病人，开展临床手术，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1979年，当我回到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常见多发病的一般手术。

      返校后我的机会很好，赶上了中国医科大学的技术复兴期。很多有名的教授从牛棚里放出来，获得新生，可以做临床手术了。我抓住这个机会，虚心向他们学习，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种开展新手术的机会，得到了真传。在大学里，我有机会拜于静寰、费声重教授为师，开展新技术，完成研究课题。喉癌全喉连续切片研究就是那个阶段完成的，当时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1988年，日本耳鼻咽喉科学会主席、金泽医科大学耳鼻咽喉科教研室主任山下公一教授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访问，见到我做的喉癌保留喉功能手术示范，觉得十分精彩，邀请我到日本交流研修学习。两年后，我获得了日本金泽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和医学哲学博士学位，学到了包括鼻内镜技术在内的国际一流医学技术。

      1990年底，我放弃了国外优厚待遇，选择回国。同年获得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四

      1990年年底，我做为北京市科教领域第一位博士后研究员，来到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当时国家十分重视留学归国人员，到了医院却发现一些保守观念同国家的希望要求还有不小的落差。没有机会上台手术我就集中力量做课题研究，第一年写了15份科研课题申请标书，第二年有7份中标，这在北京同仁医院的历史上未曾有过，人们开始刮目相看了。同时，经过八个多月的沉默后，在一次会诊碰到难题时，我按照国际流行标准进行分析，提出一整套看法。接着，一连几天高水平的手术打开了局面，被大家认可，实干中团结了很多人，有了集体力量。

      1991年秋季的一天，一位十九岁的农民工，施工中金属射钉反弹进入前中颅底，在采用传统手术会毁坏患者面容的情况下，我提出用鼻内镜手术取出鼻颅底金属异物，获得成功。这样，开启了中国最先将鼻内镜技术用于临床手术的先河。此后，随着鼻内镜技术的广泛推广、普及，许多难以治疗的疾病够得到满意医治。在众多新技术的带动下，中国的耳鼻咽喉科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步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随着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被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担任了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北京同仁医院的副院长、院长、国家防聋技术指导组组长、世界卫生组织防聋合作中心主任、中国防聋大会主席、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会长。

      学科耕耘50年，在全国同道们的大力支持下，以我的姓氏命名的软腭成形新术式Han-Uppp编写入国际教科书；先后开创了鼻腔扩容术等二十余项新技术，促进了鼻科学时代性进步；在团队支持下开创并完善了中国人工听觉技术，构建了国家防聋治聋体系，形成了中国筛查、诊治、康复、预防四位一体的防聋治聋服务模式，完成新生儿听力筛查580万例，开展耳聋基因筛查450万例，为8万余例重度神经性耳聋儿童成功植入人工耳蜗，恢复了听的能力，促进国家防聋治聋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走到世界前列。

      专业发展无止境，学科领域涉及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在等待我们努力探索。行云流水般的漂亮手术待传承有序后生可畏。

五

      生命赋予我们很多机缘，也赋予了我们肩负时代进步的厚重责任。没有一路上无以计数人们热情的帮助教育，我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能力将变得局限。

      由感恩的良知到报恩必然，逐渐孕育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份责任；家国生生不息的一份情怀，让我们学会懂得珍惜、永不放弃任何努力进取的机会。

      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我临危受命，担任北京市医疗救治总指挥工作。那是一场用生命与病魔殊死搏斗的生物战争。在北京“非典”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北京市以及全国卫生战线的广大医务人员，不惧危险，深入一线，果断行事，日夜忘我工作，最终完胜SARS。倘若当时只图个人安危荣辱，怎么能够胜任那样的重担？

      强烈的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促使我有勇气冒着巨大风险与患者家属签订手术安全保证书，成功开展中国第一例儿童多导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敢于在担任同仁医院院长不久，推动中央电视台直播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促进中国耳聋防治事业实现重大突破。

      如果只局限于自己学术领域、缺少强烈的家国情怀，我也不可能克服重重困难，十几年坚守，主持“光明行”公益项目，将光明送到青藏高原、红色山区以及中国的邻邦乃至非洲、南美洲，为几百万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挥之不去的人文情怀，促使我卸任院长后，仍然聚合众人之力，结合最新技术，开展华佗工程公益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探索国家医疗健康服务新模式的社会实践中……

      可以说，一路经历过不少的历史事件，碰到过很多难题，也有过不少的困惑，每到关键节点，是大家的力量，群体的智慧，携手得以妥善处理，获取成功。经历多了，感悟更多，不一而足，以此简约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