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科研经历]
王红阳（1952.01.31—）,山东威海人，肿瘤学、分子生物学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92年毕业于德国乌尔姆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德国Max-Planck研究所生化所P.I。现任第二军医大学肝病研究中心主任、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主任。
长期从事恶性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对肿瘤信号网络调控、肝癌新分子标志物鉴定及应用等有重要建树。在Cancer Cell、Nature Comm、J.E.M.、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等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1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
[主要学术贡献]
王红阳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肿瘤学专家。为解决肝癌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她1997年回国创办了第二军医大学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综合治疗病区，建成我国首个规范的肝癌样本库，形成基础与临床结合的创新研究基地。筛选和研发了新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发现新的抑制性受体对肝癌细胞生长、凋亡的调控机制和癌基因P28在肝癌的异常信号网络，为肝癌防治提供了新的靶标。在Nature Comm.、Cancer Cell等有影响的主流期刊发表论文170余篇，总影响因子1202，H指数35；近五年申报发明专利28项，已获授权11项（国际专利2项），主持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MXR7/Glypican-3肝癌诊断试剂盒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批复临床应用。
先后主持国家传染病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重点项目、“863”项目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等十余项。多次主持或担任国际肿瘤学术大会主席。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奖（首届，2012）、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6）、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4）、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2014）、上海医学科技一等奖（2003、2008）等，获2010年爱茉莉太平洋女科学家奖（韩国）、2009年度海内外最具影响力“中国妇女时代人物”、首届五洲女子科技奖、科学中国人（2007）年度人物奖、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总后勤部“科技金星”、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和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等称号，因科技创新和培育新人的突出贡献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
[心路历程]
新年来临之际， 树兰基金会秘书处来信告知我获得第二届树兰医学奖，闻讯后，充满感激和喜悦之情，由衷地感到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研究团队的光荣。在此， 感谢树兰医学奖评审委员会对于我与团队的肯定， 同时， 感谢树兰基金理事长郑树森、李兰娟院士为奖掖群贤、推动医学发展而设立这一平台，受其恩泽，我也乐于将此精神传承并发扬。
我出生于南京的一个普通干部家庭。17岁那年，一列绿色铁皮列车把我的人生之路拐向了大西北——甘肃的一个野战医院。1972年春节，我从甘肃回宁探亲才得知，刚从“五七干校”归来重新工作的父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这让我感到人在病魔面前的极度无助。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生命中的转折点是和中国历史相连的。1973年全国高校恢复考试招生，我被推荐参加应试。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考前半个多月，我几乎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以高分考取了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在之后的四年时间里，我心无旁骛地专心于学业，心中充满了对悬壶济世的美好憧憬。毕业留校进入上海长征医院，终于如愿以偿地圆了医生之梦。
在接下来的临床工作中，我发现由于基础研究的薄弱，临床诊断与治疗中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面对病人的疾苦，很多时候都束手无策……事实告诉我仅仅成为一个临床医生与实现治病救人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1989年，由于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的吴孟超教授和中德医学会主席裘法祖院士的大力推荐，我参加了德中医学协会组织的出国选拔与考试，获得了留学德国的机会。
乌尔姆大学位于德国南部的巴符州，在这座简朴的德国小城，我度过了留学生活中最艰苦的三年，完成了德国最严格的德文博士论文答辩。博士毕业后，进入慕尼黑的马普生化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从此，我把探索的触角伸向一个更艰深、更前沿的领域——生物信号转导。
1993年我进入马普生化所做博士后， 两年后成功地发现并克隆了一个新的基因，即胞浆型酪氨酸酶，取名“PNP-1”。可是，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导师时，他却遗憾地说：“科学研究只承认第一，因为你的发现比日本科学家晚了一周，日本科学家已将它命名为BAS。” 我拭去眼角的泪花，开始了科学实验的第二次长征。1997年初冬，我有幸又克隆出PCP-2，即新的受体型酪氨酸磷酸酶，并提出MAM型酪氨酸酶家族新概念，还参与克隆出SIRP抑制性受体，并在世界人类基因库登陆， 随后合作发表了Oncogene、 Nature等论文。
我国是肝病大国，肝癌病例占全球半数以上，成为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与生命的重大挑战。 1997年，我带着从德国争取的250万元科研经费和仪器设备，回国创办了“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次年被评为“全军医学重点实验室”。以后又筹建了42张病床的综合治疗病区，建立我国首个肝癌样本库形成国内外两个研究基地以及基础、临床交叉结合的崭新发展模式。为了解决肝癌的诊断问题，我带领着课题组，发现MXR7/Glypian 3可作为肝癌新的诊断标志物，研发了MXR7高特异性单克隆抗体, 十余年的努力终于使MXR7的病理诊断试剂盒正式获CFDA批复，成为国内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诊断试剂。
想要降伏肝癌，光靠外科手术显然不够，唯有破解肝炎病毒致癌机理，找到肝癌发生、发展与转归分子机制的“密匙”，才能实现可预测、可预防和降低发病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深入揭示肝癌发生发展的信号网络调控机制和炎-癌转化机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策略，并组织协同攻关，使我国的肝癌研究在老一辈科学家开拓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我国肝癌研究的团队成为国际上一支极富有影响的生力军。
由临床样本和炎癌动物模型入手， 我们探讨了以Toll样受体4（TLR4）为核心的肝脏炎癌转化的机制，揭示了肝实质细胞以及TLR4模式识别配体HMGB1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重要作用；发现糖脂代谢紊乱促进肝癌发生发展的新机制，并首次提出降糖药二甲双胍对肝癌的抑制作用及机制；发现了新的肝癌干细胞标志物OV6等，阐述了肝癌干细胞的亚群与意义；慢性肝损伤模型中，明确乙肝病毒的功能蛋白HBx通过IL-6/STAT3 和 Wnt/β-Catenin通路发挥对肝前体细胞的调控作用等。我们专注于肝病炎-癌转化的创新研究群体协同合作， 证明乙肝病毒感染严重影响肝癌病人的术后存活和肿瘤复发，依此修订的治疗方案显著提高了肝癌患者术后生存期。这些研究发现不仅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更重要地形成了“基础-临床-转化”的无缝对接环路，推动了肝病的转化医学研究，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影响力。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奖和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等，2015年美国癌症年会（AACR）邀请我去费城做了“肝癌异质性与个性化诊疗”的特邀专家报告。
我国肝癌85%左右有乙肝感染或慢性炎症，异质性极高，病死率居高不下，亟需有更好的国家级平台，实现多学科协同攻关，优势互补，有所突破。在吴孟超、汤钊猷、顾建人等院士的呼吁下，我们共同促成了建设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的立项和实施，使我国肝癌研究有了集成整合的国家平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作为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的首任主任，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攻克肝癌奉献毕生的精力！
科学给人以知识，哲学给人以智慧。我认为，科学研究永远要对人给予最大的关注。如果你热爱生命，你就不会对病患熟视无睹， 你就不会对医学无动于衷。医学是研究人口、健康和疾病转归的科学，医学研究对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科技发展，疾病的研究模式经历着新的变革。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首任学部主任，我深知肩负着重任、面临着挑战。医学部始终坚持基于预防为主、治病救人的宗旨确立前沿研究方向， 提高医学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医学研究的快速发展。
正是这种对医学与科学的体验与感悟、职责与使命，使我希望自己的生命能远离名利与平庸，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诸多名与利的诱惑，不懈追求，去攀登一座又一座科学高峰。
[代表性著作]
[获奖者王红阳院士风采]
[提名人]
